原文出處：Jagsi, R. (2018). Sexual Harassment in Medicine — #MeToo. N Engl J Med, 378(3), 209–211. doi:10.1056/NEJMp1715962
作者來自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
新聞中充斥著名人涉入惡質的性不端行為（sexual misconduct）的故事。一份近期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美國女人，在其生命中的某些時間點，曾經歷「不情願且不恰當的性要求」[1]。由於我是一項醫療職場性騷擾研究的主持人[2]，當記者聯繫問我對近期揭露事件的評論時，我並不感驚訝。當一位秘書臨時代替我平常的助理傳達一位記者的請求時，她告訴我她以為新聞故事是關於我個人的性騷擾經驗。由於深感困擾，我立馬糾正了她的誤解：我被找是因為作為一個學有專精的專家，而不是受害者。接著我便納悶，為何好像需要那麼急迫地作出區別。
一個簡單的解釋是：我害怕她會假設我部門中的某人曾涉入不端行為──我可絕不希望任何人覺得我正直的任何同仁是那樣。確實，當我出版我的研究發現時，我的部門主管表達了震驚：「30%的女性曾被騷擾？妳確定那是真的？我只是從來沒有…」他啞口無言，正如許多善意且通常說話極有條理的男性吃驚於#MeToo運動所揭露的事實──他們周遭圍繞著曾有這類經驗的女性──那樣。
但這並非故事全貌。我急著糾正秘書，一部分是因為我擔心她或許會告訴其他人我曾受害，也因為受害者在我們的社會中並未被善待。我渴望成為醫療學術界的一名領袖。扮演受害者會在我的敘事中留下汙點。研究指出，當女性被視為弱者時，以及當她們十分強大而挑戰傳統階序時，都較易受騷擾；但誰在乎？我在Anita Hill於Clarence Thomas的大法官確認聽證會上證詞指控的年代長大成人，我了解舉報性騷擾的女性會遭受邊緣化、報復、污名化、還有更糟的。即使是在#MeToo年代，要舉報此類行為仍離直截了當很遠。
自從出版了我的研究後從陌生人收到的許多衷心的訊息，加強了這種直覺。聯繫我的勇敢醫師們說，在她們的經歷後，她們仍保持沉默、質疑自己的自我價值，懷疑是否是她們自找的。她們經驗的細節是駭人的。其中一人說，有位她領域的資深男性領導者，在會議的社交場合中，將她裙子前面的拉鍊拉下。許多人舉報不情願地被觸摸胸部和臀部。一人形容訓練期間有個「帶來苦痛的人」（tormentor），其他人則明顯提及在手術室中持續受到的經驗，且諷刺的是她們覺得那是獨一無二的經驗。還有一人甚至述及在訓連期間被一位上級強暴，而她從未舉報。
事實上，聯繫我的女性全都未曾舉報她們的經驗。她們提及挑戰性的組織文化，職場是由公開涉入黃色的「更衣室對話」或把她們排除在全男性社交活動的男性主宰，使她們在遭受屈辱或犯行後沒有能夠傾吐的盟友。就像某人告訴我的：「陽剛氣概（machismo）文化似乎無所不在。一位女性甚至提及性的同意權（consent for sex）是被高估的，因為有些女性喝酒助性然後說那是因為他們都太醉了而『所有人都強暴了某人』。」
一位女性，她的經驗間接受到其機構的人資團隊的注意，她諮詢一位律師，而律師證實了她的懷疑：「將這件事化為人資議題」可能會損及她自身的職涯。律師說：「人資是關於保護這間機構，而不是保護妳」。由於害怕被標籤為麻煩製造者，她打發了調查。然而，對於未能從騷擾她的男人身上保護其他更年輕的女性，她卻感到罪惡。另一位女性詢問我的意見：召集一場關於性騷擾的工作坊，究竟是否等於職涯自殺。
一位年輕醫師描述她在訓練期間被騷擾之後感受的羞恥與畏懼。她說：「若是任何女性告訴妳，她們曾有任何像我這樣的經驗，請告訴她們離開那裏。請告訴她們不要擔憂換地方進行住院醫師訓練可能會帶來的危險警訊（red flag），不要擔憂對她們聲譽可能造成的損害，不要擔憂『但是到底誰會相信[她們]』，不要擔憂示弱，不要擔憂讓男性為彼此掩護、並使女性『看起來瘋了』的老男孩俱樂部（old boys’ club），不要擔憂改去一個較小型的訓練計畫可能會使她們錯失機會，不要擔憂可能損及她們隱私的、不情願的注目。」儘管她並未向她的導師們舉報騷擾──「他們是依據我的工作評判我。我不想要改變他們看待我的方式」──她說她「會建議任何尋求我建議的女性，做些和我當初實際的作法不同的事。」
但起身面對騷擾顯然很困難。某案例中，一位才華洋溢的醫師研究者，涉及一樁被目擊的、對受訓學員的非情願性接觸。然而，兩位他領域的部門主管告訴我，他們試圖招募這位被視為熱門潛力股的犯法者，即使性不端行為的訴訟正在他的母機構進行中。其中一人說：「這只是個錯誤；我們必須原諒和遺忘。」另一人說：「我既有兒子也有女兒，所以我兩面都看得到。」這兩位都擔憂這種行為再犯的餘波，但卻都不想要放棄挖角一位超級巨星的機會。這些討論凸顯了，對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史貝西（Kevin Spacey）這類巨星的犯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多麼容易的事情。然而，這仍是無法接受的。
帶給我個人唯一的職場相關性騷擾經驗的，是位巨星。由於那是比起某些其他女性所曾面對遠較輕微的犯行，直到非常近期我都未曾思及那屬於騷擾，儘管它符合專家們列出的判準──那是極為常見的斷裂（disconnect）[3]。在一次專業學會的共同晚餐後（我在那花時間禮貌地回絕一位著名外科醫師的性要求），當他在飯店衣帽間（cloakroom）搭訕我，意圖陪我走回我的房間時，我變得不安。他向服務生眨眼然後說：「她愛外科醫師。」就在這時，一位資深女性外科醫師經過。我說：「我的確敬愛外科醫師，因此我計畫要和她一起走回家。」一言不發地，這位女性外科醫師打量了情況，然後挽著我的手，從一個不舒服且快速演變成可能更糟的狀況中解救了我。如今我與那位男性外科醫師保持距離；我甚至放棄珍貴的學術機會，只為了避開他。而這個經驗確實使我沉默地質疑我的自我價值：為何我的學術成就不夠重大，以致於這個男人未能將我視為做出重要研究、擁有有價值想法的同仁，而是將我物化（objectifying）？
學術天文學家正式設立一套救援體系，就像偶然在我眼前展現的那樣。認識到強制通報可能會使需要幫助的人們卻步，他們持續提供一份「天文學盟友」（astronomy allies）名單──資深女性天文學家，在全國學會上戴著顯眼的徽章，讓自己可以幫助同仁從可疑的情況中脫身（http://www.astronomyallies.com）。不問任何問題，不過若是適當則鼓勵和促進正式通報；目標是當有人相信有必要時，提供「不論斷」（judgment-free）的幫助。在專業情境中需要這樣一種體系，是我們社群可恥的表述。
記者常問我，醫學界在這方面是否和其他領域有任何不同。有些人預期會比較好，畢竟是憐憫和利他的驅動使人們追求醫學。其他人預期會比較差，因為男性主宰的歷史以及強烈權力差異的階序結構，這些因素與職場性騷擾的發生相關[4]。在此之上還有頻繁的「場域經驗」，容易接觸到床，以及門廊較空曠、阻礙較低的深夜工作。我的直覺是，醫學界的問題至少和其他地方一樣糟，特別如果是在同仁和上司之外再加上病患的騷擾。而資料顯示，女性醫師遇到的問題真的很糟，因而這個專業必須通力合作矯正它2,[5]。
我真但願我有出色的洞見，知道我們社會該如何主動地，而非僅是被動地解決這種行為根深蒂固的、普遍的肇因。雖然如此，我發現有機會參與這場現正公開的對話，並汲取天文學盟友這類創新者的案例，是彌足珍貴的──它們的網站上如此解釋：「看到我們戴著那些徽章，不僅告訴妳，在妳或許需要我們的時候，有人友善地就在周遭；更提醒著或許盤算要犯下騷擾的人們，總會有人舉著火炬，照亮他們所希望保持黑暗的角落。」
[1] Zillman C. Fortune, October 17, 2017. A new poll on sexual harassment suggests why “Me Too” went so insanely viral (http://fortune .com/2017/10/17/me-too-hashtag-sexual -harassment-at-work-stats)
[2] Jagsi R, Griffith KA, Jones R, Perumalswami CR, Ubel P, Stewart A. Sexu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s of academic medical faculty. JAMA 2016;315: 2120–1.
[3] Ilies R, Hauserman H, Schwochau S, Stibal J. Reported incidence rates of workrelated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meta-analysis to explain reported rate disparities. Person Psychol 2003;56: 607–31
[4] McDonald P.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30 years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 J Manag Rev 2012;14:1–17
[5] Fnais N, Soobiah C, Chen MH, et 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in medical train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cad Med 2014;89:817–27.
